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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在文化史的探索中，突然对中餐的由来发生狂热兴趣。为写一部专著搜集材料时，我特别留意文化名人的言论，比如说唯独中餐有炒法，引据梁实秋的断言才有权威。这类谈论都在散文中，而那时名人谈吃的书一本也无。后来我意外惊喜地发现，有个大本营竟是《中国烹饪》杂志。 林语堂曾说文人谈吃是中华文化的独特现象，新时期国门大开，洋食客涌入，中餐成为走向世界的先锋。形势骤变催生了“饮食文化”；而李一氓，领导层内少有的学者，恰好身为美食家，成了领军人物。他在国务院下属“古籍整理领导小组”负责人任上，“近水楼台”地把“中国烹饪古籍丛刊”列入项目，以挖掘文献，同时于1980年创办了《中国烹饪》杂志。前期的此刊用过半篇幅发表研究文章，成为史上空前的饮食文化园地。
出于李一氓的地位和号召力，学者名人都应邀供稿，以至《中国烹饪》成为高级文人不散的盛宴，真个是“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”。题写刊名的是中国文联主席茅盾，每期扉页上亮出编委会名单，于光远、王世襄、王利器、费孝通等都是顾问。创刊号的目录中，作者吴恩裕的姓名就带着黑框，这提示着此刊有“抢救”之功。第四期就有现代散文开山者、耆宿俞平伯的文章《略谈杭州北京的饮食》。在此老的带动下，老少文人谁愿落后？单说红学家，还有吴恩裕、吴世昌、周汝昌，可说“梁山好汉全伙在此”。戏剧家吴祖光、翻译家戈宝权、藏书家黄裳、小说家端木蕻良，篇篇文采斐然；科学家钱学森、史学家邓广铭极少涉足文学，也都有文笔朴讷的散文之作；“三句话不离本行”，有些名人之作以专业与美食结合，例如老报人徐铸成的《烹调与新闻》，文学家邓友梅的《饮食文化意识流》，建筑园林学家陈从周的《就势取景在烹调中的应用》等，都不无“散文研究标本”的特殊价值。有的老学者以题词代替撰文，例如哲学家冯友兰、翻译家曹靖华、漫画家华君武。《中国烹饪》还有地域专辑，都由名人打头，“天津专辑”作者就有梁斌、范曾、来新夏、张仲几位。
名人作者中比较年轻活跃的是作家汪曾祺。有篇网文回忆，汪曾经“神秘又得意地透露他是《中国烹饪》的特约撰稿人”。汪曾经介绍自己发明的美食“塞馅回锅油条”，说“这道菜是本人所创，为任何菜谱所不载。很多菜都是馋人瞎捉摸出来的”。文人谈美食，文笔无不格外富有情趣。例如丰子恺的《吃瓜子》，说他在海船上教给同舱的日本人吃，那人“咬时不得其法，将唾液把瓜子的外壳全部浸湿，拿在手里剥时，滑来滑去，无从下手，终于滑落在地上。他空咽了一口唾液，再选一粒来咬”。语言学家王力在《劝菜》中，批判中国人不雅的食相，特用“唾液交换”、“强奸”等强烈词语，读来令人喷饭。“掌故大师”郑逸梅的《饮食琐谈》系列，依然提供富有史料价值的零金碎玉，例如，说据郭沫若统计，谈吃的诗篇占杜诗的百分之二十一强。
可能因为名人效应，加上“美食”之味诱人，我所在的大图书馆《中国烹饪》因为丢失而不全，竟由一位藏书家朋友提供缺期来补读。上世纪90年代，我在此刊开了专栏，编辑部按期寄赠。以前各卷期虽经我在旧书摊上持续搜求，所藏还是无多于有。因此本文所谈会多有遗珠之憾。
当年受西方影响，饮食不算文化，连钟叔河编的《知堂谈吃》也只能在商业出版社出版。《中国烹饪》当然也一样。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名人凋零，此刊迎合市场，风雅尽失。新世纪以来，谈吃之书日渐泛滥到令人“反胃”，上述美文多被无数文集收录却不提出处。《中国烹饪》曾是散文重镇的史实，会使今人感到意外。翻阅旧藏，令人徒生“盛筵难再”之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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